- 作者: 罗伯特 · 科尔克
-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 阅读日期: 2024-09-12
摘记#
与精神分裂症斗争50年的结局之一是，治疗迟早会变得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
对于琳赛和她的姐姐以及十个哥哥来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如果将他们的童年比作哈哈镜中的美国梦，那后来的事就如同哈哈镜碎裂后的残影。 故事中的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他们还在调查自己童年的谜，同时也尝试着复原父母美梦的碎片，重塑新的梦境。
对于琳赛和她的姐姐以及十个哥哥来说，这个故事的意义则完全不同。如果将他们的童年比作哈哈镜中的美国梦，那后来的事就如同哈哈镜碎裂后的残影。 故事中的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他们还在调查自己童年的谜，同时也尝试着复原父母美梦的碎片，重塑新的梦境。 这还是一个努力重新发现自己兄弟身上的人性的故事，尽管他们被大多数人视为毫无价值的废物。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一切可以想象的坏事发生后，一家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苦难的本质。
荣格却对弗洛伊德的话感到非常困惑。1911年3月，荣格在瑞士伯戈尔茨利的家中读完了弗洛伊德的手稿，并立刻给他的导师写信，说他认为弗洛伊德的书“十分有趣”“写得很好”，[16]但自己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17]两人观点分歧的核心是妄想型精神病的本质：精神分裂症是与生俱来的脑部疾病，还是在生活中遭受的损伤？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与同时代大多数其他精神病学家不同，他确信这种疾病完全是“心因性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产物，并认为这很可能与患者在童年成长期的经历和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性方面的经历）有关。荣格坚持的观点则更为保守，他认为精神分裂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器质性、生理性的疾病，而且很有可能可以在家族中遗传。
军队和教堂给他们准备了两套规矩：美国式的规矩和上帝的规矩。
咪咪把控着孩子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她认为不能有一丝马虎。她有很多教育孩子的格言：“人之美不在于外表，而在于内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早晨，每个孩子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铺桌子、准备午饭、烤吐司、清扫灰尘、擦厨房的地板、清理桌子、洗晾衣服。每周的任务都会调整。孩子们还要去上速读课。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出去观鸟或采蘑菇。客厅里没有《读者文摘》或《家庭妇女》杂志，只有《史密森尼》和《国家地理》杂志。邻居家的孩子来加尔文家画画时，也知道自己不会听到表扬，只会听到自己做错的地方被分析得清清楚楚。“她想让每个人都做到完美。”加尔文家的一位老朋友回忆说。 咪咪当时不知道，她这样的脾气最后会害了自己。20世纪50年代，精神病学已经开始研究像她这样的母亲了。美国精神病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使用了一个新术语来描述这样的女性——“精神分裂症妈妈”（schizophrenogenic mother）。
贝特森提出这套理论的依据并不是临床的精神病诊疗经验，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传播。双重束缚理论和精神分裂症妈妈概念一起，将怪罪母亲变成了精神病学的业内标准，其影响甚至延伸到了精神分裂症研究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精神病治疗师都会或多或少把情感或精神障碍归因于患者母亲的作为。自闭症被指责为“冰箱妈妈”（refrigerator mother）的罪过，因为她们对幼儿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关爱；强迫症被认为是孩子两三岁接受母亲如厕教导时抵触母亲产生的问题。公众无可救药地将“精神失常”同“恶母”的概念联系到了一起。
有一点迈克尔很确定：他跟唐纳德不同。他没疯。他会用余生向所有人证明这一点，包括他的父母。他认为他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观点与别人不同，不代表就有精神分裂症。要是那样，每个嬉皮士都可以说是疯子。 他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风潮作为依据，来证明自己这种观点：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只要有人站出来反对权威或者军事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有可能被当权者贴上“疯子”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大众关于精神疾病的讨论已经不再限于弗洛伊德和氯丙嗪，人们开始谈论把一个人简单地诊断为精神病人这种行为，认为这是一种陈规和权力的工具，是一种管制独立思想和自由的手段。
精神分裂症此时已经成为一种隐喻。理论家们完全抛弃了疾病的概念，执着于对其进行彻底颠覆。与此同时，像加尔文家这样亟须治疗的家庭被抛弃了，成了文化战争的附带牺牲品。
有时在玛丽看来，自己的家好像一分为二了，但不是分成疯了的和清醒的两类人，而是分成了留在家里和离开家的两类人。
琳赛清楚，身处那种境地的女孩说出实情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等于是为了救妹妹赌上了自己的名誉。琳赛感到，如果母亲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么自己对母亲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了解。
在所有患病的哥哥中，乔最让玛格丽特和琳赛觉得心痛。乔和马特住过一阵子，后来住到了政府资助的八区公寓里。乔知道自己看到的东西是不真实的。他不断说起中国的历史，说自己前世生活在中国，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这非常怪异。有一次，他激动地指着天空，告诉琳赛云是粉红色的，还说有一个他前世时代的中国皇帝正在和他说话。“我产生幻觉了，”他说，但又半信半疑地加了一句，“你看到了吗？”
✍️ OMG
彼得对精神科医生说他想写一本关于自己人生的书，说他打算去西藏学习武术，说他曾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后来又复活了，还说他的身上满是基督的血。
你是否受到过虐待或者性侵？ “有过，”彼得说，“我小时候被一个哥哥性侵过，但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一个哥哥。”
面临这种矛盾，挚爱的家人就像痛苦地受困于“第22条军规”中一样：不服药会让他们病得更重，因此他们需要服药，但服药有的时候又会让他们的病情变得比不服药时更严重。琳赛知道，服药后病情加重的情况不同于不服药导致的情况，但前者导致的仍然是一种病态。
我们的文化将疾病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对每一种疾病的认识和应对能力的发展都会像脊髓灰质炎一样，先是无法治愈，然后神药出现，最终将其从地球上彻底抹去。当然，并不是所有疾病的情况都符合这种模式。更多的时候，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理论未必能走出实验室并应用到更多人的身上。无论是对弗洛伊德学派、克雷佩林学派，还是家庭动力学领域的专家或者遗传学家来说，拒绝合作都让大家饱尝了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之苦，每个人就像井底之蛙一般。20世纪70年代，精神分裂症研究者卢·克伦威尔曾描述过这种困境：“就像人在骑旋转木马时要选一匹马。人人都会认为自己的马是领头的。一轮转完，人从马上走下来，才看清楚这马其实哪里也没有去。不过那种经历倒是挺让人开心的。甚至让人想再玩一轮。”
短评#
既是精神分裂症家族几十年内的家族史，也是漫长的伴随社会科技不断变化的精神分裂症治疗与研究史：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到五六十年代缺乏证据地责怪母亲导致精神疾病，再到《飞越疯人院》中成为一种权力与规训隐喻的精神病和对疾病本身的忽视，直到近几十年通过家族基因分析获得相对有突破的结果，但是治疗一直都和疾病本身一样摧残健康。
行文细致流畅，致谢表里密密麻麻的没有直接在正文中出现的被采访者令人感慨作者的严谨，读罢我只有震撼和感慨。以及总觉得国外很多作品中宗教总是与精神异常和性侵有关，还经常成为恐怖题材，感觉也是很有趣的议题（虽然我基本对此一无所知）。